广州9月3日电 题：航空救国：驼峰航线中国飞行员后人聚首忆父辈
记者 索有为
“1942年初，中国航空公司大量招收飞行员参与驼峰空运飞行，我的父亲徐定中就报名去当了副驾驶，冒着生命危险空运援华物资。飞行中除了恶劣天气的影响，还有日军的袭扰，他们经常派飞机来拦截没有抵抗能力的运输机。”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前夕，广东省航空联谊会副会长徐国基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驼峰航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为保障中国战略物资运输而共同在中国西南山区开辟的空中通道，它的开辟是两国飞行人员共同创立的世界航空史上的壮举。
徐定中1916年12月出生于南京，在位于南昌的中央航空机械学校机械班第二期毕业后，当过飞机机械员，后来又学习飞行。
徐定中和妻子赵敏于1994冬季在昆明驼峰飞行纪念碑前留影。受访者供图
“我爸爸飞驼峰航线时，一飞就是好几天，有时候住在印度的汀江机场。”徐国基给记者提供的徐定中晚年自述《难忘驼峰飞行》一文中称，从汀江至昆明来回飞一趟空中的时间是六小时，但有时一个来回飞行结束后由于物资积压或是飞行人员周转不过来，还要加飞一个单程即三小时。每人每月累计的飞行时间至少上百小时，更有甚者在一个月内可达数百小时，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严重超时飞行，但在驼峰空运期间根本就不算回事……在驼峰空运的后期，天气好的时候我们飞行中在能见地面的情况下，偶然间也会在航路上发现一些银光闪闪的飞机残骸，这些飞机坠落地点不是在重重叠叠的深山老林里，就是在深渊的峭壁下……
“我爸爸在驼峰飞行期间还获得了爱情，爱上了我的妈妈——一个白族姑娘。当时飞行员是个非常稀缺的职业，我的妈妈出生在交通闭塞的云南大理，那个地方当时连汽车司机都很少见到，更不要说是把飞机飞上天的飞行员了。”徐国基讲起父母的爱情故事：“有热心人给我爸爸介绍对象，我妈妈知道后就跑来看飞行员是什么样子的。由于门口看热闹的人多，她个子又不高，在后面就时不时跳起来往里面看，这一幕就被我爸爸看到顿生好感，后来两个人就走在一起了。”
陈维龄在抗战中唯一一张空军飞行服相片。受访者供图
徐国基回忆称，1949年7月初，徐定中到广州白云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站刚启用的塔台任管制员。此时的广州已面临解放，塔台一些管制员在10月初纷纷离职而去，“但父亲却坚守工作直至广州解放，管制站被广州市军管会空军处(航空处)接管，全体留下的人员被人民解放军接收。”
新中国成立后，徐定中随同白云机场其他人员一起被移交到民航广州办事处，在此期间，他与其他管制员参照此前的《空中交通暂行规则》等保证飞行安全的管制指挥规定，制定出新中国民航的管制条令、条例。徐定中还当过领航教员，教过的学生遍布各个民航机场。
在徐国基的引导下，记者来到了位于广州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内的广东省航空纪念碑前。
中国民用航空局为陈维龄开具的起义证明书。受访者供图
该纪念碑是为纪念中国航空事业的先驱和在东征北伐、抗日战争中阵亡的空军将士所建，以团结海外同胞，促进祖国统一。碑的正面镌刻着孙中山题书的“航空救国”四个大字，背面刻有徐向前元帅题写的“广东省航空纪念碑”碑名，南面为碑志，西面刻着266位殉职的航空英烈姓名。
和徐国基一起在纪念碑前接受采访的陈安琪，回忆起同是参加了驼峰飞行的父亲陈维龄。陈维龄1919年9月在南京出生，亲眼目睹了1937年8月日军狂轰滥炸南京的情形，便下定决心要投考空军。1937年底，陈维龄随家人回到祖籍地广州，报考空军军事学校一期学习飞行。1940年底至1943年期间，陈维龄在空军11大队执行过保卫成都、重庆的任务。1945年初，陈维龄考入中国航空公司任副驾驶，参加了驼峰空运。
飞行员后人(从左至右分别为：陈安琪、徐国基、李宝莹)在广东省航空纪念碑前 何俊杰 摄
“抗战期间，我父亲在空军飞行了700个小时，在中航飞了驼峰空运300多个小时。”陈安琪说，1949年底，陈维龄参加起义，1950年从香港回到内地，在新中国民航工作直至1981年退休，历任国际航线机长、高级航校飞行教员等职，飞行时间超过1万小时。
“我父亲在去世前几天对我们说‘如果我还有力量，我愿意驾着飞机跟小日本拼了，也不愿意这样病死在床上’。”陈安琪忆起当时情景泪盈眼眶。(完)